1949-2009-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 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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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09-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商品编号：4124332	ISBN：978-7-5060-5557-4
市场价：￥55.00	折扣价：￥42.90
丛书：	上架时间：2012/11/24 7:15:38
出版社/厂商：东方（人民）录入到人民二科	作者：温铁军
出版日期： 2013/1/1 0:00:00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逯频闹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逯频闹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

第一部分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
第一部分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二、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第二部分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
引言
Ⅰ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
——2011年春季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闭门会议综述
Ⅱ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
——2010年秋季宏观形势闭门研讨会辑要
Ⅲ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
——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Ⅳ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2010年3月1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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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但真正关注他们的人不多，替农民说话的人更少，温铁军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执教之前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今天，这位三农专家仍在坚持“用脚做学问”。书中作者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图文带我们回顾了中国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的历史轨迹。这也是作者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的
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但真正关注他们的人不多，替农民说话的人更少，温铁军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执教之前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今天，这位三农专家仍在坚持“用脚做学问”。书中作者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图文带我们回顾了中国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的历史轨迹。这也是作者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的积淀。《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足以犒赏每一位读者。它是盛宴，更是你书架上当之无愧的珍藏。作者简介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国家、省部级多个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称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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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来解释的是，经济危机发生时，无论主观偏好如何，中国事实上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依靠国家内部的为了成规模提取农业剩余而人为形成的二元对立体制结构，还是在总体上维持住了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因为——尽管中共向来强调农业的重要和农村的稳定，但诚如许多政治家
同样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来解释的是，经济危机发生时，无论主观偏好如何，中国事实上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依靠国家内部的为了成规模提取农业剩余而人为形成的二元对立体制结构，还是在总体上维持住了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因为——尽管中共向来强调农业的重要和农村的稳定，但诚如许多政治家所愿意承认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容易稳定的，而现代的城市社会则不容易稳定——在中国，自民国初年以来，内生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总是率先爆发于资本积聚的同时带动风险集中的城市，危机发生时对城市乃至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城市多大程度上能将危机成本向农村和农民转嫁，因为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对外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为城市而牺牲农村的利益。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工业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从整体的社会稳定来看，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60年来，特别是30年改革期间，已经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平均起来大约10年一次）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这应该是中国历经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而都“幸免于发展陷阱之难”的内因之一。诚然，这并非本书的一家之言。比如，社科院李培林研究员对中苏社会结构的弹性进行了对比：“中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刚性，而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社会结构的弹性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动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①南开大学的景维民教授等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指出，虽然很多人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1978年以来提高地方财政权力的“分权化”改革，但分权本身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苏东国家的社会民众恰恰是在一次次的“分权一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实际上，中国的分权改革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之所以没有对中国造成像苏东那么大的破坏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破坏作用。②本书也注意到，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权之后，很多地区地方财政收支的一半以上是靠乡镇企业支撑的！的确，中国因为先有2003年开始的“三农”新政和2006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政府直接向农村大规模连续投资数万亿，才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农村成为投资和内需的重要领域，得以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诱发的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此前半个世纪里，因为农村承担了一次次引进外资导致的城市经济危机转嫁代价而使得“三农”问题愈发严重，集体经济也开始走向衰败。基于这种经验对比可知，简单化地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挑战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进入新世纪之初，中央政府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史无前例地增加了约4万亿规模的“三农”投入。这些战略性调整，也许还能够使“三农”继续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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